【寻味中华】“小家”碧螺春，大有乾坤******
中新社苏州10月13日电 题：“小家”碧螺春，大有乾坤
中新社记者 钟升
苏州民间给碧螺春茶取了一个通俗而直白的名字——吓煞人香。
不同于别处漫山遍野清一色茶树的种植方式，苏州人将碧螺春茶树与枇杷、杨梅等果树交叉种植，使茶叶天然地带有一丝水果的清甜与芬芳。
碧螺春茶叶虽小，却大有乾坤。从种植到炒制，都蕴含着江南人的智慧。苏州人将碧螺春茶树与枇杷、杨梅等果树交叉种植，使茶叶天然地带有一丝水果的清甜与芬芳。（无人机照片） 中新社发 刘秀英 摄碧螺春茶叶虽小，却大有乾坤。从种植到炒制，都蕴含着江南人的智慧。
碧螺春茶在苏州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唐朝“茶圣”陆羽在编写《茶经》时就曾有过记录。
苏州市吴中洞庭山碧螺春茶业协会秘书长叶国平告诉中新社记者，洞庭山碧螺春茶的产地洞庭东山、西山位于太湖之中，环境优美、生态宜人，丰沛的水土条件和温润的气候非常适合茶树种植。
碧螺春茶叶虽小，却大有乾坤。从种植到炒制，都蕴含着江南人的智慧。“手不离茶，茶不离锅，揉中带炒，炒中带揉，连续操作，起锅即成。”经此泡出的茶汤香气浓郁、入口回味纯正。2011年，苏州市吴中区绿茶制作技艺（碧螺春制作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0年，江苏吴中碧螺春茶果复合系统被中国农业农村部列入第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由此，碧螺春茶成为江苏省首个国家级“双遗”农业品。（资料照片） 中新社发 刘水 摄经传统采制方法制成的洞庭山碧螺春茶，有“条索纤细，卷曲成螺，茸毛遍体，银绿隐翠”之外形，有“汤色碧绿，清香高雅，入口爽甜，回味无穷”之内质。
茶农们身挎背篓，采摘下带着露珠的碧绿茶叶。手工拣剔之后，经过高温杀青、热揉成形、搓团显毫、文火干燥四道工序。香飘海内外的苏州洞庭山碧螺春茶就此炒制完成。
“手不离茶，茶不离锅，揉中带炒，炒中带揉，连续操作，起锅即成。”经此泡出的茶汤香气浓郁、入口回味纯正。
碧螺春茶叶虽小，却大有乾坤。从种植到炒制，都蕴含着江南人的智慧。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开发了碧螺春主题的旅游线路，通过农旅相结合的方式推广碧螺春茶文化。 中新社发 曹仲 摄2011年，吴中区绿茶制作技艺(碧螺春制作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0年，江苏吴中碧螺春茶果复合系统被中国农业农村部列入第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由此，碧螺春茶成为江苏省首个国家级“双遗”农业品。
苏州的一方水土造就了形味俱佳的碧螺春，碧螺春的袅袅茶香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苏州人的独特气质。
改革开放之后，通过积极承接周边地区的溢出效应，苏州实现了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苏州人形象地称之为“大树底下种好碧螺春”。
除了喝，好吃又会吃的苏州人还将碧螺春茶用在了菜肴之中。苏州老字号酒家得月楼的掌门人林冏介绍说，将碧螺春制成茶汁与新鲜河虾仁一起烹煮，河虾的鲜甜与碧螺春的幽香相交织，口感清新淡雅，是极具苏州地方特色的一道名菜。
碧螺春茶叶虽小，却大有乾坤。从种植到炒制，都蕴含着江南人的智慧。近几年，洞庭山碧螺春茶的产地被列入了苏州生态涵养发展实验区，对茶农化肥、农药的使用要求也相应提高。苏州吴中区农业农村局的监测数据显示，近五年来，环太湖地区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合计降低了百分之20，有机肥的使用量则相应增加。（资料照片） 中新社发 关锦峰 摄近几年，洞庭山碧螺春茶的产地被列入了苏州生态涵养发展实验区，对茶农化肥、农药的使用要求也相应提高。吴中区农业农村局的监测数据显示，近五年来，环太湖地区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合计降低了20%，有机肥的使用量则相应增加。
在“中国制茶大师”、苏州东山御封茶厂厂长严介龙看来，这些举措令碧螺春茶汤更加香醇，并进一步推动洞庭山碧螺春向绿色有机方向发展。吴中区也适时开发了碧螺春主题的旅游线路，通过农旅相结合的方式推广碧螺春茶文化。
同时，苏州市陆续制定了《苏式传统文化 洞庭(山)碧螺春茶制作技艺传承指南》等一系列标准，对碧螺春茶的品质、炒制工艺等要求更加严格、规范。生态环境独特化、生产过程绿色化、管理方式精细化、鲜叶挑选苛刻化、制作技艺标准化，苏州的“小家碧螺”，从洞庭山出发，一步步走向更大的天地。(完)
东西问·人物丨《呼啸山庄》译者，百岁杨苡走了****** 中新社北京1月31日电 题：《呼啸山庄》译者，百岁杨苡走了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宋春丹  2023年1月27日晚，杨苡去世，享年103岁。 杨苡的书房里，挂着自己17岁时的照片。德国作家安娜·西格斯曾写过一部小说《已故少女的郊游》，杨苡常开玩笑地对望着这张照片的朋友说，其实这也是个“已故少女”。 这位“已故少女”、本名杨静如的《呼啸山庄》译者，已经走了。 在生命最后一年里，她每天仍在看报看新闻看电影，听喜欢的老歌。她喜欢听一首美国乡村歌曲《你是我的阳光》，每次她念出歌名，都能从中感受到一种自信的生命力。 翡翠年华 杨苡最喜欢讲述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故事，一度想将这段生平写成回忆录，命名为“翡翠年华”。 1919年，她出生于天津一个大家族，父亲杨毓璋是中国银行行长，家有两位夫人、一位姨太太。虽然女儿出生两个月他就病逝了，但留下了可观遗产。 杨苡从小就很黏哥哥杨宪益，最爱跟在后面去逛书店。哥哥出去都是前呼后拥，看中了什么吱个声，佣人就上去付钱，大包小包拎着。杨苡每逢想要书、玩具或别的什么，就在后面拉拉他的衣服。杨宪益对这个小5岁的胞妹特别好，总是有求必应，对佣人吩咐一句“要这个”，就全解决了。 杨苡15岁时，杨宪益给她看了刚问世的《家》。她觉得巴金写的《家》和自己家很像，祖父都在四川做过官，都有老姨太。也是在杨宪益的建议下，1938年，她南下昆明求学，进了西南联合大学。 她前一年从天津中西女中毕业后保送南开大学中文系，因此进西南联大算是“复校生”。沈从文说中文系那些线装书会把她“捆住”，她听从建议进了外文系。 在巴金介绍下，杨苡在天津时认识了在南开中学教英文的李尧林。杨苡曾与他相约昆明见，但在巴金的大哥自杀后担负着养家重任的他最终没有出现。 杨苡参加了穆旦、林蒲等人组织的高原文学社，在一次活动上，“穿一件黑底小花的旗袍，外罩红色毛衣，美极了”的她吸引了学长、年轻诗人赵瑞蕻的追求。1940年，两人结婚。  1941年，22岁的杨苡和丈夫赵瑞蕻在西南联大。受访者、杨苡女儿赵蘅供图她给李尧林写了一封信，说“你让我结婚，我听你的”，此后两人很长时间没再通信。后来他回信说：“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地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 1945年，李尧林病逝。这让杨苡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心被撕裂的感觉。多年后，她在《梦李林》(李尧林笔名李林)中写道：“好像曾有个人走进我的心里，点亮一盏灯，但没多久，又把它吹熄，掉头走开了！” “只有这个本事来表示我们并不屈从” 20世纪50年代初，生活曾是安定而美好的。南京大学迁到鼓楼一带后，买下了附近一些房子分给教职员。赵瑞蕻分到了一座两层小洋楼的一层。 1953年，高教部派赵瑞蕻去东德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任访问教授，教中国文学。得知孩子不能带去，杨苡就留了下来。 那几年杨苡不上班，在家里译书，履历表中填的职业是“自由翻译工作者”。就在这里，她完成了经典译作《呼啸山庄》。 她在中学时代就看过《呼啸山庄》改编的美国原版电影《魂归离恨天》，1943年在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时在图书馆读到了原作。此前，梁实秋曾翻译过这部作品，定名为《咆哮山庄》。梁实秋英文水平超一流，但杨苡总觉得译名不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宛若凯瑟琳的哭泣。灵感突然从天而降，她兴奋地写下“呼啸山庄”四个大字。 1955年6月，《呼啸山庄》由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极受欢迎，但不久受到了批判。“文革”期间，因《呼啸山庄》和儿童文学作品《成问题的故事》《电影院的故事》被批，以及受哥哥杨宪益被捕入狱的牵连，杨苡一次次挨批斗。《呼啸山庄》也销声匿迹了。 1969年夏的一天，红卫兵提审她时要她交代和巴金的关系，因她不合作，狠狠打了她一记耳光。但她没有流泪。她说，我们都学会了绝不轻易流泪，因为只有这个本事，以此来表示我们并不屈从。 杨苡和巴金的通信始于1935年，彼时她手上一共存有23封巴金的信，后不得不交出。1972年，杨宪益出狱后，杨苡也被“解放”。这些信随之发还，一封未少。 杨苡继续在南京师范学院当教员。1980年，杨苡辞职。很多人劝她等定了职称再退休，她毫无留恋，痛快走人，以打过七五折的每月90余元工资退休。也因此，她一直没有职称。有人称她“教授”时，她一定要指正：“我不是教授，我是教员。”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杨苡一直记得，80年代初和中叶，是一长段美好的令人振奋的新时期。 1980年，她的代表译作《呼啸山庄》重回人们的视野，受到读者极其热烈的追捧。 《译林》杂志创始人李景端一手促成了《呼啸山庄》的再版。他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后他所在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开始少量翻译出版西方国家当代文学作品，急需一部外国名著译作打响第一炮。但找人现译时间太紧，杨苡的西南联大同学、安徽大学教授巫宁坤向李景端推荐了《呼啸山庄》。李景端向社领导汇报后，社领导几乎没有犹豫，很快拍板。 第一版印刷1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后来，《呼啸山庄》转由《译林》杂志发展而来的译林出版社出版，至今仍是该社的长销品种。  1980年版《呼啸山庄》。1987年5月，《雪泥集——巴金书简》由三联书店出版，收录了巴金致杨苡的书信，包括发还给她的23封信，以及后来的通信，长短不一，共存60封。得知她手上有这么多与巴金的通信，她同学羡慕地说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生命始于80岁” 晚年，杨苡喜欢在深夜看着透过窗帘流泻进来的月光回忆故旧。 白天，她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就喜欢在家给老友写信。她会花大量的精力去整理这些信件和旧照片，这是她最珍视的物件。她爱写信，还好写长信，常常落笔七八页纸。与之通信者不计其数，有老朋友过世，她会将对方的通信寄给其子女。 她保持着早年教会学校的规矩礼数，有访客来要请对方用下午茶，送客要送出门外，穿衣要分场合，听音乐会、出去吃饭前都要洗脸描眉。 平日聊天，杨苡无论讲到什么都要引到哥哥杨宪益身上，觉得他无所不晓。2007年，92岁的杨宪益得了淋巴癌，却能配合医生做35次放疗。放疗后，他回到家，又能自由自在地吞云吐雾、在沙发上堕入他“从不公开的遐想”中了，还玩起了丢了很久的打油诗。 杨苡自豪地说，杨家人都不容易被什么疾病吓得魂不附体，都能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或许正因为此，杨家有惊人的长寿基因。母亲享年96岁，杨宪益活到94岁，姐姐杨敏如活到102岁。  百岁杨苡。受访者、杨苡女儿赵蘅供图近几年，杨苡每年都说：“我有预感，今年过不去了，更要抓紧了。” 她一直在为离世做着各种准备，与沈从文、巴金的通信已经捐给了博物馆，与邵燕祥的通信已经托人还给本人，大量的藏书要想好怎么送掉，房子最好也能捐出去。她不想留任何遗产。 她常自嘲地引用自己曾翻译过的一篇短文：“老朋友，请努力活到80岁吧，这是生命中最好的时刻。人们可以包容您的一切一切。您要是还有疑问，我就告诉您：生命始于80岁。” 1999年丈夫赵瑞蕻去世，那年，她正好80岁。她对家具、书籍和随处可见的娃娃总是突然有新主意，经常指挥保姆重新摆放一番。照片也在不断变换位置，但不论如何摆放，巴金和杨宪益的照片总是放在最突出的位置。 2022年9月12日是杨苡103岁生日。这一年，《杨宪益杨苡兄妹译诗》《杨苡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上集(杨苡口述、余斌撰写)和《天真与经验之歌》相继出版。她还有很多工作计划，要出版自传下集、诗集、散文集，整理手稿信件。9月26日，在公证处协助下，她正式办好了私房捐赠的法律手续，完成了挂心已久的一件要事。 她从不避讳死亡的话题，也从不失去盼望。她最喜欢引用《基督山恩仇记》里的结尾：“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候与盼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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